10月12日，《光明日报》思想版发表了我校教育学院谢爱磊副教授的理论文章《高强度育儿，让我们面临什么》。该文章以我国开放“三孩”政策为切入点，讨论了社会和教育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了普通家庭的养育实践，及其与年轻父母生育意愿之间的联系。

文章指出，在当代，“做父母”的社会意义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家长在观念层面比此前任何年代的家长都更加坚信“父母决定论”——孩子所接受的养育的质量决定了他们未来的生活面貌，高强度育儿已成为主导的育儿模式。父母育儿的基本精神大约可以概括为：时间要长，花钱要多，知识要足，情感要真。文章还指出，经济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群体的养育文化，正是逐步加深的经济不平等、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以及学业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个时代的养育实践为何更加“高强度”。在一个竞争性的养育文化中，父母会更侧重教育帮助子女实现个人提升、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流动的功用，他们往往视子女教育为自己不可避免的责任，尽力想办法提供给子女适当的教育资源和支持，以帮助他们获取竞争力——即便资源投入和竞争力远超实际所需。

最后，文章结合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年的工作报告指出，在双职工家庭模式不断扩张，经济确定性低的情况下，“高强度育儿”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是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对我国而言，深入推进收入公平，降低教育系统的选拔和竞争性，通过减税等形式补贴教育，建设均衡高质量的公立教育系统支持儿童发展是重要的政策选项。

谢爱磊副教授的这篇文章是其于3月23日在《光明日报》思想版发表的《谁在贩卖教育焦虑？》一文在理论探讨上的延续。该文探讨了当前社会普通家庭在养育子女过程中出现的教育焦虑现象。指出其源头包括学校文凭的贬值和不断固化的社会分层。其还特别指出，家长焦虑的另一源头是商业机构——既包括教育公司、商业化的教育机构，也包括商业传媒。它们不断渗透进学校教育系统，贩卖“焦虑”是他们核心的销售技巧。文章指出，贩卖焦虑的核心之一是制造“欠缺感”，兜售需求；第二方面则是销售所谓“正确”的教育方式；第三方面则是鼓吹竞争的意象。

文章指出，资本之所以强力渗透入教育系统，一方面缘于近代教育治理理念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市场被看作是更加有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手段，放松管制、教育供给的公私合作都成为可能，自然也为资本进入教育系统打开一扇窗；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商业公司自身强大的影响力。商业公司所兜售的“焦虑”是否能够扩散并持久地保持下来则被如下几个因素影响。第一是焦虑情绪本身是否迎合了人的本性，第二是它是否能够与当下独特的社会生态、经济条件挂钩，第三是这种情绪本身是否能够借助技术得以广泛传播。文章指出，不幸的是，担心匮乏，因为“欠缺”而产生焦虑正是人性的基本特征。而当下持续的社会转型与地位分层则提供给了商业公司编织教育与个体竞争力之间决定性联系的现实基础。不断固化的社会结构，则增加了家庭投资的“风险意识”，是否能够维持既有的社会地位或者成功地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成败似乎在“教育”一举。媒体的扁平化使得群体性的情绪更易获得传播，加上群居本性，稍不留神，个体就能变成群居性感受的接收者，成为“焦虑”这一特定社会心态的建构者、参与人。

上述文章是谢爱磊老师近几年对家长教育焦虑现象持续关注与深入思考、调查的成果。就此问题，其先后成功申请立项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一般项目。文章刊发后，引起广泛关注，陆续被中国新闻网、人民网、澎湃新闻、新华网、新浪网、中国青年报、半月谈、瞭望、网易、等主流媒体转载。

原文链接：

《高强度育儿，让我们面临什么》

https://news.gmw.cn/2021-10/12/content_35224074.htm

《谁在贩卖教育焦虑？》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1-03/23/nw.D110000gmrb_20210323_2-15.htm

撰稿人：陈嘉怡